1935年1月，我党召开了历史上一次很重要的会议，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问题。它就是遵义会议。

　　彼时，中央红军正处在“极端危险”的时刻，不仅第五次反“围剿”以失败告终，长征初期红军力量更是严重受挫。这些都导致广大干部和战士对当时的军事路线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事实上，当时的“博古中央”的确出现了军事领导上的“左”倾错误，遵义会议的召开，正是党第一次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来纠正现有错误，解决自己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大胆尝试”。

　　会上，绝大多数人都实事求是地对当时的军事最高领导博古、李德等人作出了批判，但有且仅有一人仍坚持大声支持了他们，尤其是坚持支持了博古。这个人就是凯丰，他后来成长成了我党“杰出的理论宣传家”。

　　不管凯丰持怎样的态度，历史早已证明谁对、谁错。建国后，凯丰的儿子参观遵义会议旧址时就很明显地露出了尴尬的神色。

　　其实，博古会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十分偶然。这个比毛主席要小了14岁、少了十几年革命实践、少了阅历和农村工作经验、更完全不懂军事与作战的“留苏学生”，是在机缘巧合之下走到了“高位”。

　　要知道，20世纪20年代，经共产国际安排，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人选经历过一次大的变动。新上任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是工人出身，却没有多少文化，更不懂得理论，只能依靠学生出身的“其他人”来指导全党工作，而这个“其他人”就在1930年违背共产国际的意愿，在国内掀起极大的风浪。共产国际不得不出面干涉，弄得很是狼狈。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开始将中国留苏学生大批充实到中共和青年团的领导层里面，博古这个具有留苏经验的年轻干事就受到了大力提拔。

　　值得提到的是，博古的“升迁”来得十分迅猛，只因1931年，许多过去在上海长期活动的中共领导人要不被捕，要不撤离，共产国际不得不提拔一些年轻的面孔来组织中共临时中央机构，博古也就其中被选中，奉命开始了中共临时中央机构的组建。

　　新组建的临时中央，在之后上海地下机关接连遭到破获的时候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选择在1933年撤离上海，迁往中央苏区。

　　如此，临时中央成了中央苏区最高的领导机构，“博古中央”也依次占据了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接过了各方面的领导实权。博古也成了中共实际的最高领导人。

　　博古肩负着领导全党工作的重任，首先就要在中央苏区接连遭到蒋介石南京政府两度军事“围剿”之后在军事上作出好的应对。

　　但博古不懂军事，完全依赖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后者又是“半桶水晃荡”，先是过度动员兵力，致使内部物资急速消耗，引发内部高度紧张，后又以错误指挥兵力不足、弹药奇缺的红军主力摆开架势、与国民党军“决战”，致使红军主力遭受严重损失。

　　可以说，博古、李德带领党和红军走上了错误的军事路线，不仅没对敌人造成强势的有效的冲击，反而严重削弱了内部的实力。

　　在国民党军已经逼近中央苏区腹地的情况下，博古、李德不得不上报莫斯科，请求战略转移。艰难的红军长征也就拉开了序幕。

　　只是，红军长征面临着许多现实的困难。红军行军队伍看似庞大，但其中包含近2万非战斗成员和2万多的新兵，且转移来得突然，部队本就物资匮乏，又未能及时补充最要紧的弹药、粮食和药品，路上更是频频遭到国民党军的埋伏和追击，仅湘江一战，就使红军队伍损失了超过一半的兵力和人员，特地从瑞金搬出的设备、辎重和文件也都散失殆尽。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共10人赫然在列。其中包括6名正式委员和4名候补委员。

　　值得提到的是，这10人中，有近一半的人都有过留苏的经验，理论上他们应该更偏向于同样有留苏经验、甚至有同学情谊的博古，但事实上，留苏回来的张闻天、王稼祥成了这其中的“变数”。

　　他们对博古、李德的瞎指挥、以及他们“左”倾错误领导造成的严重后果感到愤怒，转而与剩下的一半人支持起了毛主席。

　　后来毛主席就明确地指出，遵义会议能够成功地战胜博古、李德的“左倾路线”，最重要的就是张闻天、王稼祥两人能够分化出来，使他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的理解和支持。，有了与错误斗争的更大的自信心。

　　当然，当时除博古、李德之外，军事最高领导三人团的最后一位成员——周恩来的表态也成了一个关键。有周恩来的支持，加之政治局中多数人都丧失了对李德军事能力的迷信、对博古丧失了信心，会上才能最终确立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期间，众人很难不对此前党和红军的工作作出复盘。不提周恩来，众人都将目光集聚在了博古和李德二人的身上，要知道，这两人几乎完全接过了指挥红军的权力，也是制定军事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人物，理应实事求是，为其领导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及造成的严重后果做出道歉。

　　彼时，多数人都是对博古、李德持批判的态度，便是此前与博古、李德站在一边的人也在事实面前保持了沉默。但有且只有一人成了例外，他站出来高声支持了博古、李德，更激烈地反对了毛主席，这个人就是凯丰。

　　凯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过留苏经验的一员，他原名何可全，是在1931年担任广东省委书记之后才开始使用“凯丰”这个化名。

　　凯丰和博古关系匪浅，博古是凯丰入党的介绍人，两人又几乎同时前往苏联留学，结下了深厚的同窗情谊，此后两人在党内更是“同进退”，也因此，遵义会议上，凯丰支持博古而反对毛主席，很难不说是受到了交情与利益的影响。

　　不过，事实面前，哪怕凯丰高声激烈地为博古辩护，他也辩论不过毛主席，最终不得不当场承认博古和李德的确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

　　只是，尽管如此，凯丰依旧反对撤掉博古、李德的指挥权，在会议事实上形成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的时候，凯丰还对毛主席放过“狠话”。

　　这也和他对毛主席不熟悉、不信任有一定的关系。后来毛主席领导红军摆脱了困境，凯丰这个“刺头”也逐渐被毛主席“收服”，转而拥护起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因为凯丰在遵义会议上的错误的表现，后来建国后，凯丰的儿子参观遵义会议旧址时面上的神色还很是尴尬。

　　在毛主席看来，凯丰虽然有过做错事情的时候，但他到底是一个光明磊落、能够知错就改的人。比如后来他看到毛主席正确领导红军摆脱了困境，就还主动向中央作了检查，态度诚恳，之后行动上更是坦荡。毛主席反而对他有了欣赏之意。

　　毛主席知人善任，尤其在看到凯丰的长处在宣传之后，他更是着力发挥其长处，引导他为党和国家作了更多的贡献。

　　甚至，1939年，中共中央在重庆正式成立南方局，能力得到考验的凯丰还和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一起成了六个常委之一，领导华南、西南各省党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依旧重用凯丰，使其任中共东北局领导人之一。20世纪50年代，凯丰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马列学院院长，在宣传、教育领导承担起了更大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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