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在温哥华机场转机时，被加拿大边境人员拘捕，理由是美国指控孟晚舟犯罪，向加方提出引渡要求。

　　10天后，孟晚舟获得保释，之后一直在温哥华家中被软禁，只能在划定范围活动，一旦越界，绑在她脚腕上的电子脚镣就会报警。

　　美国指控华为为了获得花旗等银行的服务，隐瞒其与一家伊朗公司skycom之间的关系，并将矛头指向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美国制裁伊朗，欧洲多国另设一套系统继续与伊朗做生意。加拿大是否听令美国，那是加拿大的事儿；但加拿大自己，并没有针对伊朗的制裁法令。

　　这样来看，不要说华为是否有所谓“隐瞒和伊朗公司关系”从而获取银行服务的“罪行”，退一万步说，即使有，那也没有违反加拿大的法律。

　　加拿大资深引渡案专家加里·伯廷，近日接受媒体采访。他说：“美国对孟晚舟的指控，如果放到加拿大，我们还会继续起诉吗？我们会认为构成刑事犯罪并作出审判吗？”

　　但是，如果法官不认同孟晚舟律师的主张，孟晚舟律师将主张“程序滥用”，即抓捕孟晚舟的过程不合法。

　　但如果法官也不认同“程序违规”，听证将进入下一阶段，预计时间是9月。法院将评估，美国提出引渡孟晚舟的证据，是否足够充分。

　　但事件发生的微妙时机、美国政客的摇旗呐喊、以及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都给孟晚舟案投下挥不去的“政治”暗影。

　　孟晚舟2018年底被捕几天后，特朗普就发推表示，如果解决孟晚舟案有助于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他可能会介入此案斡旋。

　　《福布斯》杂志说，特朗普政治化了“孟晚舟案”。《华盛顿邮报》称，“美国要求加拿大逮捕孟晚舟，是最愚蠢的做法，是严重错误。”

　　孟晚舟的首席律师佩克表示：“孟晚舟案明显被政治化阴影笼罩，是我经手过的引渡案中最明显的一起。”

　　孟晚舟被捕一个多月后，2019年1月23日，时任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家廉，在媒体座谈会上表示，孟晚舟“有充分支持她的论据”反对被引渡到美国，比如“特朗普在讲话中表示，可能会在她的案件中有政治介入。”

　　2019年初，总理特鲁多还因为涉嫌向时任司法部长乔迪·威尔逊—雷布尔德施压，被反对党要求辞职，遭遇“执政以来最大危机”。

　　事情发生在2018年9月-12月。特鲁多和政府多名官员向她施压，要求她利用司法部长职权，指示检察机关，让一家建筑企业避免因涉嫌刑事犯罪而接受司法审理。

　　2019年1月特鲁多内阁改组，乔迪·威尔逊被踢出核心圈，丢了司法部长职位，调任退伍军人事务部长，两个月后，她选择辞职。

　　特鲁多挺过了这次“司法”危机，也尝到了其中的厉害。孟晚舟引渡案，他只能高调地喊着“司法独立”，不愿直接牵涉其中。

　　2019年2月，美国要求德国引渡一名土耳其男子，理由是他杀害两名美国军人。德国法院没有答应，而是决定把他遣返回土耳其。法院判决没有事前知会美国。

　　加拿大一直把美国当成最重要的盟国，不仅在经济上高度依赖美国，在对外关系上，更是把“对美关系”当作加拿大外交政策的基石。

　　加拿大广播公司统计过2007/08到2017/18财年的数据，10年间，加拿大逮捕了755名被引渡人，其中681人最终被引渡。

　　《渥太华公民报》也公布过一组数据：1999年到2014年间，加拿大收到超过1500份引渡请求，90%的请求来自美国，所有请求中，只有5份被驳回。

　　如此高的引渡通过率，也引起加拿大国内的不满。加拿大广播公司评论说，这会“让加拿大人深陷麻烦之中”，并称加拿大的引渡程序是一个“崩溃的系统”。

　　根据加拿大《引渡法》，被申请引渡人若主张自己无辜，举证责任并不在检方，即使检方手中掌握了这样的证据，也没有义务呈交法官。

　　而且，实际审理中，引渡法官对引渡证据的审查标准非常宽松，只要表面看上去证据是可靠的，不需进一步排除怀疑，就可以认定符合引渡条件。这一点也被广泛诟病。

　　2018年5月，加拿大大学教师协会、加拿大公务员工会、加拿大邮政工人工会等组织组成联盟，要求对加拿大的引渡法案进行彻底审查，呼吁进行实质性的改革。

　　2019年12月1日，中国农历春节前夕，孟晚舟在被拘一周年之际，在温哥华家中，写了一封公开信。

　　5月15日，美国工业和安全局发布公告称，全面限制华为购买采用美国软件和技术生产的半导体，包括那些处于美国以外，但被列为美国商务管制清单中的生产设备，要为华为和海思生产代工前，都需要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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